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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  

2017-09-10 15:10:0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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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

演讲人:何俊 演讲地点:尼山书院明伦堂 演讲时间:2017年6月

作者:何俊
《光明日报》( 2017年09月10日 07版)
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
演讲人:何俊,1963年生,杭州师范大学教授、国学院院长。杭州大学(现浙江大学)哲学专业毕业,哲学博士。曾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。著有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》等。
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
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。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
市民在余姚博物馆欣赏王阳明书法展,《客座私祝》《寓赣州上海日翁书》两幅王阳明遗墨真迹首次与公众见面。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
王阳明 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
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知南康军(今星子县)时,重建白鹿洞书院,亲自讲学。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
  孟子曾言“心之官则思”,认为“心”是用来思考的。古人所言之“心”并非心脏的“心”,而是类似于大脑的概念。孟子赋予了“心”一种自觉的认识,确立起“心”的主体地位。这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中注重精神层面的传统。

  阳明先生是明代中叶人,其思想和孟子一脉相承,其学说思想被称为心学。阳明的心学不仅在传统的精英阶层影响深远,而且在中下层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对于明代的思想建设、社会民智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除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巨大影响外,王阳明心学还对东亚文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  晚清以降,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以反思传统为前提的现代化道路。也许在那个时代,这是一种必要手段,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,当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此时的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接近于伟大复兴的目标,因此,也更有责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世界文明提供自己的思考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体会王阳明心学是有益的。

  阳明先生的思想大致由三部分组成。第一,心外无物。这在哲学上属于本体论,构成了他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看法,即世界观。第二,知行合一。在有了心外无物的世界观之后,阳明先生就需要依照其世界观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,也就是说,要转向实践和行动。在此基础上,他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说,这改变了此前思想家们把知与行进行分割、区别的做法,认为知行本为一体,是相互包含的。更为重要的是,王阳明将知与行由简单的人的行为的两个部分,合一上升到一个本体概念。也就是说,知行合一的本体不是手段性的东西,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来样态和应然样态,这使得儒家的生命哲学在心的层面上得以展开。第三,致良知。知行合一强调知行是生命的本体,但并没有说清楚知什么、行什么的问题。所以,阳明先生在晚年明确提出知行的本体就是致良知。这使得知行合一的生命本体有了明确的内涵与方向。

  总之,王阳明的思想由心外无物、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个部分构成,而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,也是他成己成物的基本指南,既为阳明心学的存在论哲学构筑了具体路径,又使阳明心学充满了鲜明的实践本位特征。下面,我们主要围绕知行合一来讲解。为了更好地阐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,我们从知行问题的简略回顾讲起。

知行问题的简略回溯

  知易行难?知难行易?

  知行问题,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要。这虽然是个哲学问题,但也切实存在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。例如,叩齿是养生良方,但鲜有人能每天坚持,总会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,这就是知易行难。商朝贤臣傅说曾对商王武丁说:“非知之艰,行之惟艰。”在傅说看来,知道一个东西并不难,行动才难,即知易行难。这就较早地提出了知行的关系问题。但实际上,认知也并非十分容易。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,全球仅有几人能听懂;弗洛伊德早年在柏林大学讲述自己的代表作《梦的解析》时,也只有两人听课。可见,理解并接受一种新的道理或知识也实非易事,人很容易被既有的知识所捆绑。在这方面,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很好的例证。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开始,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冲破已有思想、知识、观念对人的束缚,认清世界潮流,认清人民的真正需要。

  孔子对知行问题有何看法?

  孔子的哲学以仁学为标志。关于仁的内涵,孔子有不同层面的回答,其中一个层面就是把仁建立在“知”的基础上。樊迟问仁。子曰:“爱人。”问知。子曰:“知人。”也就是说,一个没有“知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仁者的。孔子曾言:“唯仁者能爱人,能恶人。”仁者不是简单地爱人,也要知道什么行为值得痛恨。可是,要区分这个问题就必须有“知”。所以,在孔子知、仁、勇的完整品格中,“知”是第一位的,“知”才能“仁”,有了“知”和“仁”,才能谈“勇”。

  《论语》以“学而时习之”开篇,这其实就包含了知与行两个方面,学就是知,习就是行。所以,知行问题是孔子学说中的重要问题。他把“知”的过程分成了学与思两部分,子曰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若一个人只学不思,就容易迷茫。可是,若只重视思而不重视学,同样也是很危险的。以上均表明孔子对“知”已有深刻分析。

  虽然“知”是成为仁者的前提,但在知与行的轻重问题上,孔子又突显了行的重要性,认为行重于知,主张敏行。子曰: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子曰:“吾有知乎哉?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,空空如也,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子曰:“由,诲汝知之乎?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子曰: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,谨而信,泛爱众而亲仁,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换言之,知是前提,行是终端。若没有行,知仍是空的。

  总之,知与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一对重要范畴。知行问题在儒家思想中自始就占据着重要地位,因此,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并非空穴来风,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  《中庸》对知行相关问题也有相关的描述。在孔子之后,儒家关于知行问题仍有进一步展开。例如《中庸》中叙述:“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:知者过之;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:贤者过之;不肖者不及也。”“或生而知之;或学而知之;或困而知之;及其知之,一也。或安而行之;或利而行之;或勉强而行之;及其成功,一也。”“好学近乎知。力行近乎仁。知耻近乎勇。”

  相传《中庸》是子思的作品,但其中仍大量记录着孔子的言语,刚才所引的就有,所以,这些仍可看成是孔子的观点。当然,子思的言论也是很清楚的,如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。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”。从这些话,可以看到,知与行在子思这里基本是并重的。

  在孔孟之后,不少人对知行问题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我们举荀子与朱熹两个例子。

  荀子——知明而行无过,知之不若行之。荀子非常重视知与行的问题,一方面,他强调知,“故木受绳则直,金就砺则利,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,则知明而行无过矣”。另一方面,他强调行比知更重要,认为“知之不若行之”。在荀子那里,“知”本身又有很多细化。“不闻不若闻之,闻之不若见之,见之不若知之。”也就是说,荀子把“知”区分为“闻”“见”“知”三个层面,听到、看到和知道是三个不同的概念。《论语》已提到学与思的区分,荀子实际上又把“学”的过程进行了细化,分成了“见闻之知”和在见闻之上的最后把握,即一个是感性认识,一个是理性认识。

  朱熹——知行相须,知先行重。王阳明的心学是直接针对着朱熹的理学提出的,所以这里我们对朱熹稍微展开来讲一点。朱熹是宋代的伟大儒者,他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与孔子相媲美。孔子继承上古中华文明的成果,并加以创造性转换,开辟了轴心时代的文明,也正因此,中华民族才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中,独树一帜、自成系统。可是,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,它就像是长江、黄河一样,是由涓涓细流汇合而成的,它在奔腾的过程中,不断地转弯,不断地吸纳,不断地调整自己,形成了不同的样态。汉代以后,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思想文化的改变,这就是佛教的传入,使得孔子以来的思想文化有了新的变化过程。在佛教的刺激之下,中国文化的内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和整合。

  除了思想层面上的样态变化,汉代以后,华夏民族的族群也发生了重要的民族融合,历史上著名的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民族融汇到了汉族中。而且,中国的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,以前的中国由大户人家主持,平民依附于大户人家,唐代以后,大户人家慢慢解体,小户人家慢慢崛起。但大户人家能做的事,小户人家却无法完成。以祭祖为例,大户人家祭祖时会有家庙,排场也较大,这些礼仪小户人家是难以做到的。

  所以,无论是在思想文化、族群血统上,还是在社会结构、生活方式上,汉代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到了宋代,面对这样多样性的世界,人们迫切需要重建一种秩序,宋儒承担起了这项伟大工作,朱熹集大成。他创造性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文化,创造性地转化了汉代以来的文化,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格局。朱熹强调“格物穷理”“格物致知”,中国民间有这样的俗语:“有理走遍天下”,“凡事要讲一个道理”,这个“理”“道理”,虽非朱熹首倡,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阐发。简言之,朱熹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为中国文化注入了理性主义的光辉。

  怎样来理解这个理性主义光辉?在中国传统的原始文化中,宗教的气息、信仰的气息占很大部分,神话、传说、迷信都混杂在一起。孔子的贡献在于完成了一个世俗性的转换,使得上古的充满想象的虚妄的历史观念转化为世俗的人文的观念,奠定了我国以世俗文化为底色的传统。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人文的传统,是以人为主的世俗生活的传统。但是,世俗生活的传统是感性的,若只是感性的,当然是活泼却不深刻的。朱熹的工作就是在人文传统的基础上,进一步地提升了理性的传统。

  现代化源起于西方,现代性中最重要、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理性。世俗和理性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并展开的。中华民族虽然较早地从宗教信仰中转到了世俗的人文主义,但它的理性是分阶段的。孔子的时代更多地停留在经验理性,到了朱熹的时代则有了明显的提升,思辨性的理性强化了。晚清之后,多样的西方文化相继涌入中国,人们选择与欢迎德先生与赛先生,其根源在于我们自身的思想文化中包含着民主与科学的因素。在接受科学的方面,朱熹的格物穷理显然是提供了思想基础的。

  回过头,我们再讲朱熹对于知与行的看法。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,朱熹强调“知行相须”“知先行重”。“知行常相须,如目无足不行,足无目不见。论先后,知为先;论轻重,行为重。”“致知、力行,用功不可偏。偏过一边,则一边受病。”王子充问:“某在湖南,见一先生只教人践履。”曰:“义理不明,如何践履?”曰:“他说:‘行得便见得。’”曰:“如人行路,不见,便如何行。今人多教人践履,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。自有一般资质好底人,便不须穷理、格物、致知。圣人作个大学,便使人齐入于圣贤之域。若讲得道理明时,自是事亲不得不孝,事兄不得不悌,交朋友不得不信。”这些话都反映了朱熹在知行问题上的看法。

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提出

  外缘时弊,因病与药。朱熹强调理性,十分重视“知”的问题,强调知识和读书的重要性。他强调读书,强调做学问,是要让人在学知识的过程中,训练、培养和确立自身的理性精神,进而成为圣贤。但这也导致了天下的读书人均以读书为敲门砖,拿做学问去猎取功名利禄,追求荣华富贵。可以说,这是朱熹重“知”的副作用。

  正是针对这样的时弊,阳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说,强调“知”最后要落实到实践中去,“知”的目的不是猎取功名,而是要让自身成为真正的仁者,成为圣贤。所以,阳明的思想是因病下药,是针对朱子学的弊端提出的。当然,这个弊端并不是朱子学本身的弊端,而是朱子学的社会化运用所带来的问题。

  内在理路,本然如是。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也有自己的内在理路。在王阳明看来,如果理性是通过知识的探求、学问的追求而获得的,那么,人的精神就容易被吸引到外在的世界中去,从而使自我主体性丧失。所以,王阳明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其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人的主体性,这也是阳明思想的核心。

  朱熹赋予人以理性的力量,但这个理性很可能被湮没在对外在事物的认知上。再者,当大家都比较蒙昧时,凸显理性是十分必要的。可是,当理性的力量十分强大时,就可能对精神层面造成很大的遮蔽和扼杀,因为人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。更直接引导人类生活、思考和工作的可能是情感。理性想要驾驭情感,就需要另外一种精神力量——意志的帮助。所以,知、情、意这三者在整个生命精神中是非常复杂的,很难分辨到底是意志部分,还是情感部分,抑或是理性部分为主,也很难说哪个部分多了就有利。例如,医生对病危病人说,回家准备后事吧。从理性的标准讲,这并没有错,可是这很伤情。也许,病人原本可以活六个月,把实情告知后,他很快就死掉了。所以,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,人同时也是情感的动物。王阳明赋予了人一个丰满的主体——精神主体,在此基础上,他又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说。所以,知行合一的提出是王阳明本身思想的自然延伸:“某今说个知行合一,正是对病的药,又不是某凿空杜撰,知行本体原是如此。”

知行合一的内涵

  知行合一的内涵应该包括了知行一体、真知真行、知行功夫、知行本体四个方面。

  知行一体 在阳明之前,我们前面讲了,学者们是把知和行分开来说的,知是知,行是行。而阳明则认为,知中就有行,行中就有知。“知行工夫本不可离,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,失却知行本体,故有合一并进之说。”“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。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。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,只说一个知,已自有行在。只说一个行,已自有知在。”“知者行之始。行者知之成。圣学只一个功夫。知行不可分作两事。”实际上,知和行是融在一起的,每个人关注的东西和每个人的兴奋点、喜好是连在一起的,这不完全是知的问题,这包含了每个人自身的感受偏向在里面。所以,知里面就有行,行就包含了知。平时做工作时,越是熟悉的工作,就越喜欢做。越是不熟悉的工作,就越不愿意做,甚至害怕去做,也是这个道理。简言之,一个人的行动当中包含着他本身的知识,知行是一体的。

  真知真行 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。这里面有一个真知与假知、真行与假行的问题。知行合一、知行一体指的都是真知真行。“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,说,如好好色,如恶恶臭。见好色属知,好好色属行,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,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;闻恶臭属知,恶恶臭属行,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”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,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”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曾阐发王阳明的思想,他讲:“天下只有个知,不行不足谓之知。知行有本体有工夫,如眼见得是知,然已是见了,即是行。耳闻得是知,然已是闻了,即是行。要之只此一个知,已自尽了。本体原是合一,先师因后儒分为两事,不得已说个合一。知非见解之谓,行非履蹈之谓,只从一念上取证,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,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知、行二字,皆指工夫而言,亦原是合一的,非故为立说以强人之信也。”常人可能认为,想对父母孝,就要了解到底什么时候要让父母暖和一点,什么时候让父母凉快一点,这都是知识,都需要学习。而王阳明则认为,若一个人真的想孝,并不需要专门学习,在实践的过程中,自然会学会。所以,这里面存在一个真知真行的问题。

  知行功夫 阳明主张凡事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上,一定要有生命的感受。知识是外在的、零散的、碎片化的,可最后落实在生活中是整合为一体的。也就是说,每个人都要把外在的知识,经过自身生命的整合、认可,把它展现出来,这个生命的整合和统一的过程就是一个功夫的过程。例如,想要讲好阳明学,仅有一份课件是不够的,还需要读阳明、孔子、孟子、朱熹的书,进而形成自己的认知。这个过程就是知行的功夫。日常生活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,可能有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为我们安排好了,但我们还是总感觉此人不诚,这个不诚可能就表现在某种言谈中、某种态度上。在整个过程中,那个做事情的人的精神的呈现就是知行的功夫,这个知行的功夫是在生命中经过整体性的熔铸后表达出来的。

  知行本体 阳明通过功夫把知行上升为生命的本体。在阳明之前,知与行只是人的行为思考的两个行为方式。但是,在阳明这里,通过知行合一就变成了本体。这个本体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。这个存在的方式中,理性的部分、情感的部分、践行的部分融通为一体,以心、以精神表达出来。往往感动人的不是行动,而是心。人的能力有大小,但是心到不到是关键。俗语云: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”这就是要上升到那个本体。“圣贤教人知行,正是要复那本体。”“又如知痛,必已自痛了,方知痛。知寒,必已自寒了。知饥,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?此便是知行的本体,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”本体就是心本体,就是精神本体。这个精神是来统辖人的所思、所想、所行、所言的。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,有心,有知行本体,而动物则没有。阳明把知行合一上升到本体,实际上是对生命的高度礼赞,赋予了人的生命以主体性。

知行合一的意义与局限

 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,重新阐明了“知”与“行”的内涵。第二,为“致良知”学说提供功夫路径。在王阳明看来,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,就在于人有良知。朱熹强调天理,故而有了“有理走遍天下”“凡事要讲一个道理”之说,但民间也有“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”的说法,这就等于是在天理之后又有了良心。所以,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,在对人、对事的过程中,都秉承着天理良心。做人要讲天理,做人要讲良心,这个良心的观念就是由王阳明强化了的。第三,重筑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力行特色。儒家并不主张空谈,孔子曾言:“我欲托之空言,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王阳明继承并重筑了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力行特色。总之,王阳明思想的光辉性,既在理论的方面,又在实践的方面。

  当然,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,这主要表现在其严判良知与知识之别,强调良知为重,对知识层面关注不足。也就是说,王阳明过分地把良知和一般的知识做了区分,并以良知代替了知识,从而使得朱熹追求的理性、道理、格物穷理未能得到进一步彰显。

  众所周知,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大约从17世纪开始走向现代化,朱熹的思想本早于他们五百年,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大航海时代的前夜,阳明之后没多久,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,即意味着大航海开始了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,王阳明把人们的视野从格物穷理的外部世界探索,又拉回到人的生命。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,因为无论科学如何昌明,最后都应以人的丰满和完善为最终目标。只是,人类虽是终极目标,但在历史的过程中,它是通过具体目标来实现的。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,西方走向了科学昌明的时代,而我国则不然。这虽不完全是阳明的问题,但王阳明思想本身确实存在着对知识追求的某种遮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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